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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 2019年年初，廣發銀行聯合西南財經大學發表了一份長達76頁的《2018中國城市家庭財富健康報告》（以下簡稱《報告》），揭示了中國城市家庭財富管理的現狀、特征及問題。

      其中，有幾個比較有趣的數據先提供給大家看看：

      1、我國城市家庭的戶均總資產規模161.7萬元，戶均可投資資產規模55.7萬元。

      2、中國前1/5有錢的家庭，平均資產總規模為454.5萬元。

      3、家庭總資產配置中，房產占比高達77.7%。金融資產配置僅占11.8%。

      4、家庭總資產配置中，股票占比不到1%。

      5、31-40歲的家庭總資產超300萬，年輕和年老家庭房產配置過多。

      6、學歷與房產配置負相關，學歷為初中及以下的家庭，房產占比高達80.9%；高于本科及以上的學歷家庭，房產占比76.2%。


      我國城市家庭資產規模快速增長——家庭戶均資產規模從2011年的97.0萬元增加到2017年的150.3萬元，年均復合增長率為7.6%。

      2018年，我國城市家庭的戶均總資產規模為161.7萬元，戶均凈資產規模為154.2萬元，戶均可投資資產規模為55.7萬元。

      中國家庭財富逐年增加，財富總值已位列世界第二位。




      其中中國Top20%的家庭資產規模和美國相當。中國Top20%的家庭，其平均資產總規模為454.5萬元，接近美國的530萬元。



      家庭總資產中，房產的占比最高。2017年，中國我國家庭總資產中，房產占比高達77.7%，遠高于美國的34.6%。


      而金融占比僅11.8%，和日本、英國、法國等其它國家相比，配置比例較低。


      而金融資產配中，42.9%為銀行存款，股票僅占8.1%，基金則僅有3.2%。


      即家庭總資產中，僅有0.96%的資產配置了股票，不足1%；僅有0.38%配置了基金。
      從可投資資產來看，戶主年齡在31-40歲的家庭，其總資產和可投資資產分別為303.4萬元和118.0萬元。

      戶主年齡在41-50歲時家庭的總資產和可投資資產最高，分別為325.2萬元和138.9萬元。

      不同年齡的戶主，對于房地產的配置也不一樣，其中年輕和年老家庭房產配置過多：


      年輕和年老家庭收入與中年家庭收入差異較大：戶主年齡在31-40歲時家庭平均年收入最高，達到25.5萬元，其次為23-30歲的家庭，平均年收入23.8萬元。


      家庭的房產占比基本隨著戶主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而降低。學歷為初中及以下的家庭，房產占比高達80.9%；高于本科及以上的學歷家庭76.2%的占比。

      低學歷水平的家庭，貨幣類產品配置明顯高于其它學歷水平的家庭，而債券和股票的占比則明顯低于其它學歷水平的家庭。


      這和不同收入水平下的家庭配置結構相一致：收入越高，貨幣配置占比越低，股票占比越高。

      廣發銀行副行長宗樂新介紹稱，《報告》詳細列舉了中國城市家庭財富管理存在“五大不合理現象”，財富管理水平有待改善。

      一是，家庭住房資產占比過高，擠壓了金融資產配置。

      數據顯示，住房資產在家庭總資產中占比77.7%，遠高于美國的34.6%；而金融資產在家庭總資產中占比僅為11.8%，在美國這一比例為42.6%。

      較高的房產比例吸收了家庭過多的流動性，擠壓了家庭的金融資產配置。

      二是，在投資理財產品時，過半家庭不接受本金有任何損失，剛性兌付要求較強。

      數據顯示，54.6%的家庭不希望本金有任何損失，同時又期望較高的理財收益。

      三是，家庭可接受的銀行理財產品回報周期普遍較短，缺少長期理財規劃。

      對于可接受的銀行理財產品的回報周期，選擇3個月內、3-6個月、6-12個月的家庭占比分別為35.8%、37.2%和33.7%，可見大多數家庭接受的是1年及以下的回報周期。


      四是，家庭的投資品類缺乏多樣性。

      數據顯示，67.7%的中國家庭僅僅擁有一種投資品，22.7%的中國家庭擁有兩種投資品，擁有三種或者三種以上投資品的家庭僅僅占到10.6%。

      對比我國和美國家庭投資品種的多樣性，擁有三種或者三種以上投資品的美國家庭占比高達61%。

      五是，家庭商業保險參保率偏低，僅有不到15%的家庭成員擁有商業保險。

      且家庭更愿意為未成年子女投保，忽視對家庭頂梁柱的保障，10-18歲家庭成員參保率最高，為21.3%，其次為10歲以下家庭成員，參保率為19.5%。

      而歐美家庭的資產配置中，對保險（重疾、意外險，養老、教育、儲蓄分紅保險）所占比例超過30%，接近于標準普爾的比例，說明這些國家的家庭資產配置更趨于穩健。

      除了改善這“五大不合理現象”，海外資產也是部分高凈值家庭急需配置的一環。

      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后，我國居民財富直接承受人民幣匯率大幅波動風險。按國際慣例，國際貨幣國家應將一部分資產進行全球組合配置，才能有效地分散風險。